The Mass-Spectrometry Lady——栗琳:用质谱改变中国

2019-12-12


The Mass-

Spectrometry Lady

栗琳:用“质谱”改变中国




看着台下稀稀拉拉、正吃着盒饭、聊着天儿的听众,栗琳一站到台上就愣住了。在这一刻,栗琳知道自己的血液正在大量涌向头部,耗氧量也在急剧攀升,一股脑的怒气瞬间集结在一起开始游走,在身体里急迫地找着突破口。

这几乎是整个2016年,栗琳觉得自己最生气的一个瞬间。

“你们要是想听我讲话,就不要再讲话了!”栗琳冲口而出的这句话,吓坏了台边站着的市场部同事。栗琳转头告诉台下的助理,“把会场灯暗下来。”她想让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PPT上。

2007年从北大生物学系毕业后,栗琳在德国留学的七年间,拿到了马德堡大学神经生物学硕士和维也纳医科大学化学博士。即便到几年后的今天,博士期间的栗琳依然是维也纳医科大学史上唯一一名华人助理教授。

31岁那一年,栗琳被清华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施一公邀请回国,建立了临床神经生物学基础研究平台。她曾经入选“清华北大生命联合中心”青年学者,成为这里最年轻的独立学术带头人,并在清华医学院建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栗琳实验室”。

在栗琳的课堂上,下面坐着的都是崇敬她的学生,快节奏语速和密集的知识点容不得丝毫走神,交头接耳吃东西事情更是绝无可能的,甚至没有人敢开手机,因为她看到会“一个粉笔头甩过去”。

但这一天,第一次面对台下这样漫不经心的听众时,栗琳忘了,她当时的身份不是清华的教授,而是一家刚刚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台下坐的也不是学生,而是三甲医院的科主任们。她此行是为了在这场有关质谱检测的学术论坛的午休间歇,把自己公司的产品推荐给医院,而这短短的15分钟 “盒饭会”的交流机会,还是她公司市场部“花了钱的”——成为当天论坛的赞助商之一,才能得到在午餐时间宣讲的机会。

这是豪思生物成立以来参与的第一场大型商业活动。“单刀直入”式的宣讲后,栗琳心里也知道,她可能是搞砸了。



从清华教授到“推销员”


栗琳记得,那天她板着脸讲完,一下场,在台边等着她的市场和销售的同事就说,“完了这次”,“栗老师你怎么能这么讲呢……”没想到的是,台下的科主任们纷纷围了过来,讨论学术、咨询产品,甚至还有合影。

那天过后,豪思生物和北京妇产医院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三年后(2019年),在与北京妇产医院的共同牵头下,豪思生物的一款质谱检测产品在全国超过20家三甲医院正式落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等都在其中。

这是一款技术上实现了颠覆意义的血液质谱检测试剂盒。在生物科技领域,质谱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技术平台,圈外人可能很难理解它的力量。施一公形容质谱技术,“像是一双智慧的眼睛”,可以看到人体内的蛋白质、氨基酸和代谢小分子。

“之前,测小孩子的营养状况,比如测维生素D,国内基本只能测总D含量,如果要测精准的亚型指标,比如维生素D2、D3,是要抽静脉血的(指尖血量太微少,且杂质过多)。但是小孩子很难去抽静脉血,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家长和医院都不太去做。”而栗琳引入的检测方法,可以通过指尖的一点点血液,精确判断多项人体健康指标。事实上,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样的检测十分常见。“拿我们现在在做的质谱检验来说,美国有400多项在医保范围内。国内有多少?把所有自费的都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十项。”这让栗琳心里很不舒服,“很多在国外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检测,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做不到的。


栗琳总觉得,一项检测就处很简单、很便宜,但是在提前发现、治病救人的这一点上,它的光辉和价值,可以无限地放大


读博期间,栗琳曾用四年时间,走遍了全球北美、南美、非洲、中东的37个多个国家。她亲眼看到了,由于质谱检测业的落差,让很多国家在精准治疗上拉开了差距。“同样是缺钙需要补充维生素 D的例子,美国在临床上的重要指标是看D2和D3的比值。但在包括中国内的一些国家,由于技术水平达不到,医生只能看总D,等于是在蒙着给病人开药。看到总D降低了,他会给你开一个维生素D3,过几个月,看总D的量没补上来,钙还继续缺着,再给你换一个D2。

而对于很多早发现即可治愈的重症,检测手段的缺失所导致的后果,更加无可估量。“在美国落地的每一个新生儿,出生三到五天内都有一个足根血检测,寄到当地的检测中心去筛查48种代谢病。像苯丙酮尿症这些代谢病,只要早发现的话,都是可治愈的。因为小孩子你没法去问诊,所以他哭了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漏诊的话,这个小孩子很可能会丧生于器官衰竭。

刚回国的那一年,栗琳惊讶于这项在美国二三十年前的普及率就达到100%的检测,在北京这个她认为是中国医疗体制最完善的地方,2017年才上升到35%。曹正是北京妇产医院检验科副主任,也是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分会临床质谱检验医学专委会的主任委员,他看到美国很多临床研究和治疗,都得益于质谱技术的应用,“而中国质谱技术真正应用到临床只有少数医院不多的四五个项目,也导致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应用项目开展得并不顺畅。

2018年,在创办豪思生物的两年后,栗琳正式从清华大学离职,全身心投入质谱检测的创业中,也引来了一批人的跟随,栗琳现在的助理石浩威,就是清华任教时的同事。公司也从最初的几个人,到20人,到后来的超过百人。

栗琳外出演讲的PPT,很多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改一改,唯独只有每年的年终总结和展望,她要从头到尾重新做一遍。

“从检测项目来说,距离发达国家,国内大概有320项的差距,我们相信这320项也许不是全都适合中国人,所以我们筛了筛,大概有200项适合国人。”栗琳为豪思生物设定了一个时间表,要按部就班地把这些检测项目引到中国来。



跳出舒适区


2019年9月,《财富》杂志发布的“2019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榜单中,栗琳是其中一个。

榜单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创业公司和创始人,比如闪送创始人薛鹏、每日优鲜创始人徐正、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栗琳自己在榜单中一行一行看过去,就觉得和大家不大是同类人。

“感觉比较惭愧吧,我肯定不算是个商业精英。”刚从清华出来时,栗琳感觉有些不习惯,“原先大家都叫栗老师,现在很多人叫栗总,我第一反应就觉得不是在叫我。” 

科研人员是让栗琳感到最舒适的定位——与跟人打交道相比,跟数据打交道让她觉得更踏实。“在探究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我们做实验,拿到结果,结果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我们也许根据这个结果会调整实验方案去再去做实验,总会有一个破冰点的,一点点去探究整个背后的分子,各种疾病的分子机理。

但在创业之后,栗琳的处境瞬间变得有点复杂了。跟政府、生态圈、客户,甚至下属员工沟通起来,都让她多少觉得有些吃力。“每句话单独听着都很对,连起来我就不确定了,我总要想这个话背后是什么意思,这个话也许是反着说的。

跨出舒适区的急迫性来自于栗琳的商业嗅觉被激发。对她而言,这种商业嗅觉不只是来自于需要通过科研成果变现、赚钱,而是如何让科研成果成功转化,让科研上的突破,变成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可以帮助人们改变生活的工具。

豪思生物的首席科学家GertLubec教授,是栗琳在维也纳医科大学读博士时的老师,也是RedBull(红牛)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栗琳也因此曾有6年时间兼任红牛海外研发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回忆起来,栗琳觉得自己从一个实验室小姑娘,到真正对商业产生向往,就是在Gert Lubec的影响下完成的。

20多年前,GertLubec发现,当一个人特别累的时候,体内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含量会特别低,他找到了一种叫牛磺酸的物质,吃下去之后可以激活自己的咖啡因通路。后来,就有了盛行全球的红牛功能饮料。

这样的转化让栗琳很震撼。在红牛的6年间,她第一次真真实实地见证了商业的力量。她看到了一个日常实验中一个偶然的小发现,是如何让全世界人获益,如何在生活中深入到各个角落,又是支撑起一个从未上市却依然能保持每年净利润增长20%的商业帝国。

尤其在她游历全球的几年间,看到了不同国家、不同的阶层、不同皮肤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医疗体系时,她更清晰地认识到,对她而言,更有价值的应该是尽她所能,反哺或改变中国医疗的一些现状。“这比我再发几篇非常棒的文章,再申请几个非常好的专利,可能会更有满足感。



“敢做梦,很重要”

在栗琳的世界里,研发应当是一种灵感和兴趣交织而成的探究激情。“如果对科研人员的考评,需要靠市场驱动、文章驱动、专利驱动,或者这个实验室今年研究什么,明年研究什么全都被安排好,会有大量的创新在一开始就连苗头都没了。

栗琳鼓励她的学生,放开手脚去创新。她很欣赏的一位学生的实验,就是通过质谱技术,看到了人的眼泪在开心时和伤心时的区别。这位学生发现,在一个人情绪变化时,大脑垂体分泌的所有激素、荷尔蒙都是不同的,而这种变化,竟然可以影响眼泪的构成。尽管推给很多公司时,对方觉得这个成果看不出什么价值,但栗琳就是觉得,“哇!这是一个特别棒的发现。敢做梦,很重要。

2014年时,栗琳在亚马逊雨林第一次仔细地、持续地观察了无数蜘蛛网。她发现,无论天气、空气湿度如何,这些结在树枝之间、花丛间、果实旁的大大小小的蜘蛛网,永远是湿润的。“一旦某个蜘蛛网干了,那一定是上面的蜘蛛死掉了。

在雨林中的小木屋里,栗琳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个干的蜘蛛网,和一个湿的蜘蛛网有什么分别呢?栗琳每天琢磨着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蜘蛛网的蛋白的骨架上面,有非常多的糖基,这种糖基像一只小手一样,可以抓住水分子。“我们把样本取回到学校后,继续做研究分析,然后就稀里糊涂发了文章,还稀里糊涂申了专利。”后来,维也纳医科大学的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办公室把这个研究成果成功地出售给了欧莱雅,用在了对皮肤补水效果的提升上。

科学成果转化机制,是梦想和现实的桥梁。在很多国家,这种机制已经变得非常成熟,甚至衍生了很多专门以此为业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在一项科研成果进入到完成阶段时介入,帮助研发者和市场做对接,让科研成果变成商业产品,真正派上用场。很多学生毕业后,也会在大学附近成立科技公司从事这个业务,但在中国,这样的转化机制还不够完善,很多研发成果最终只成为了一个专利证书。这也让栗琳觉得非创业不可——“得让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起来”。

成立豪思生物之后,栗琳想方设法拉身边的很多人“入伙”。销售总监何启鑫、营销副总殷耀宏、运营总监丁亮,都是栗琳多年的朋友。当然,过于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共事,会议室的桌子就有些可怜了。“讨论问题时经常翻脸,掀桌子的情况有时候也有吧。”栗琳说着就笑开了。

在自然界,能证明1+1=2这种因果关系,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要让科研成果真正对生活发挥所用,就需要专业的商业手段助推。即使商业和学术是两条平行线,栗琳相信,大家一起努力,总能找到交点,“掀完桌子我们也能一起去吃饭”。

琳还加入了施一公离开清华之后所创办的民办大学——西湖大学,担任精准研究中心副主任。这里有一群希望改变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的人们,他们希望这里的评估体系不只是文章和专利,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转化。

栗琳和施一公说,“等我有了钱,我要在这自己捐一个实验室,然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研究出什么成果就是什么成果。谁也别管我。”施一公笑笑说,“行。



如果可以改变世界


栗琳告诉我们,她的终极梦想是把豪思生物做成一个百年老店,“但是这个不要对外说,实现不了就崩溃了”。栗琳有把握的是,通过这一代“质谱人”的努力,在未来三到五年里,国内整个质谱行业检验水平至少要跟美国是齐平的。

为了让追赶速度更快,栗琳坚持把公司路线限定在专注于质谱技术上,即便很多其他项目热度更高、利润更高。何启鑫告诉我们,这基本是平时会议室里掀桌子的主要导火线。在这件事上,栗琳从没退让过,她不止一次在提高音量盖过对方时说,“你说的这个在短时间内可以赚钱没有问题,但长远看,这些没真正帮到医生和病人的检测,一定会被时间给淘汰掉。”栗琳经常越说越生气,“比如什么天赋基因,测不测有什么用呢?

栗琳坚持只做质谱,这在全国是唯一一家,毕竟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大一些。但这也让公司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集中、更快。




豪思生物成立的三年间,在北京、四川、江苏建立了三家第三方质谱临检中心,每天来自全国几十家医院的样本在这里完成检验后,结果会再返回给医院,最后到患者手中。单是四川一家临检中心,每个月的指尖血检测数量就在2万例以上。

这其中也包括栗琳四岁的女儿。几天前,栗琳的女儿所在的幼儿园,组织集体测指尖血、检查身体状况。大家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往前走时,栗琳的女儿回头跟同班小朋友说,“你看,这个检测是我妈妈带回到中国来的。

而今,栗琳和团队正在筹划着,让这种样本采集,真正下沉到C端。因为他们看到很多白领,尤其是投行、金融行业、咨询公司,这种压力非常大的行业,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经常去医院做体检。“这时候就可以在手机App上下一个订单,我们给你送一个试剂盒,你用里面的收集器扎一下手指,或者是给一点点唾液。几分钟之后就可以在App上看到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丁亮记得,当时最吸引他加入到豪思生物的原因,就是看到了这个计划的空间和价值。

很多人在重阳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栗琳不会。甭管什么年节,她都给亲朋好友送试剂盒。因为她深知,在质谱技术的加持下,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在内的很多神经退行性疾病、甚至癌症,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在远还没发生前,就可以提前发现、干预和治疗。

而基于质谱技术,栗琳和豪思生物能做的,也不仅仅是检测这么简单,在临床治疗、药物研发上,都有无比广阔的探索空间。

做着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栗琳越来越适应科研人员以外的角色。尽管有时路过清华那栋临街办公楼,看到三层靠右边的三个窗户时,心里还是有点酸酸的——那曾经是她的实验室。“我放下的可能是一整条人生轨迹,不是一个职务或者工作什么的。

《百年孤独》给栗琳的震撼,不仅仅是一本传世名著带来的共情。栗琳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发现自己的记忆一直在丧失之后,他开始把所有东西写下来,虽然后来成了作家,但当他病到连文字是什么意思已经也记不住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些什么了,这几乎是全球阿兹海默症患者老年的缩影。

栗琳也曾经特意去荷兰的霍格威小镇上,住过一段时间。这里和普通的小镇没什么不同,电影院、广场、餐厅、超市、咖啡厅、酒吧…但是在这里生活的,基本只有阿尔兹海默症病人,和他们的护理人员。“所有患者在那里面也觉得自己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他们可以正常工作,比如餐厅服务员,上错了菜,收错了钱也没关系,大家都知道。

尽管这样善意的小镇正越来越多,但全球每3秒钟就会产生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速度,让“抗衰老”成为世界级难题。要改变世界,检测只是一部分,预防和治疗更必不可少,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可以从根本上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发售。

好在,全世界正在迎来曙光。今年10月,美国百健公司(Biogen)旗下的全球首款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正式通过临床测验,有望量产。而属于中国的本土药,也正由一批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全力推进着,栗琳就是其中一位。

制药周期十分漫长。2012年,栗琳曾经首次提出“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蛋白通路,为阿尔兹海默症药物研发找到靶点。“明年终于有希望可以拿到临床批复,让我们的药正式进入临床”,栗琳期待着,未来有一天,可以让人类不再衰老。



转自:美好家园 2019年 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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